最近闲翻陈炎主编《中国审美文化史·唐-清》、郭绍虞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等，总觉得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气、意识形态、生活状态、书、画、文学等方面颇相似于当今。又看了一位朋友的文章，觉得有暗合于竟陵派的文法、文风之处（一管陋见，不知然否？对文学只是爱好，无甚研究，见谅）。
因此，抄下关于竟陵派的部分论述（抄的不全面，只抄讲好的，不抄讲不好的），以博大家一阅，可遣光阴。
竟陵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文学流派，主要活动在万历后期至天启、崇祯年间。以竟陵人钟惺、谭元春为首，因此得名。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。这是一个“独抒性灵”标榜个性美的革新派文学派别，也是明代后期小品文的代表性派别。
钟惺（1574—1625），字伯敬，号退谷，竟陵人（今湖北天门）。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授行人，官至福建提学佥事。其貌不扬，不喜社交，但善于冥思苦想。有《隐秀轩集》。又与谭元春选诗编为《诗归》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谓其“好学问,通禅理,讲经世出世之法。”他年逾二十即开始诵佛经,并为佛事奔走疏募。四十九岁著《楞严如说》十卷,“以文士之笔代僧家语”。故清人纳兰容若《渌水亭杂识》中谓其“妙解《愣严》,知有根性。”钟、谭不少作品表现出的“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”的“幽情单绪”,以及他们评论诗文所表现出的静寂空灵的美学旨趣,都明显受到禅学的浸染。
谭元春（1586—1637），字友夏，号鹄湾，竟陵人，与钟惺同乡。天启七年举乡试第一。一生穷愁著述，刻意求工。有《谭友夏合集》。元春名辈后于惺，因与钟惺合编《诗归》而著名。钟、谭所编《诗归》，包括《古诗归》和《唐诗归》两部分，当时风行海内。谭元春虽无佛学著作,但同样浸润于佛教。由于晚明佛学由禅入净,竟陵诸家在谈禅礼佛的观念上,基本上是兼习禅净而偏于实修实悟。谭元春虽反对像钟惺那样为诵经持修而废寝忘食,但也讲究打坐入定的实修工夫。持修禅定的目的,实际上是通过寂静默观而获得“心寂”,以求得精神上的慰安和解脱。
正统雅文化的分裂于明中叶以后呈现为两个步骤，复古派的崛起是雅文化裂变的第一步，这一步尽管迈得坚决，但不够彻底。七子们将古人作为自己的依傍和楷模，但缺乏强烈的现实感和开创新文学的勇气。值整个社会向着近代化迈进，且通俗文化澎湃涌来的时候，又出现了第二次变革，即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新的文学潮流。
当公安派率意、浅露、眩动、开放、张扬代替格套充斥诗坛的时候，“竟陵派”的钟惺、谭元春于是又出来矫正公安，他们反对俚俗化、大众化的倾向，提倡抒写作者孤寂的情怀。
钟惺说：“真诗者，精神所为也。察其幽情单绪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，而乃以其虚怀定力，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(《诗归序》) ” 。
谭元春也说：“夫人有孤怀，有孤诣，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，不肯遍满寥廓，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，独为之咨嗟彷徨者，此诗品也。”(《诗归序》)
“竟陵派”的倡导是对性灵诗学的深一步掘进，他们所谓的“性灵”，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“精神”,这种“古人精神”就是“幽情单绪”和“孤行静寄”。所倡导的“幽深孤峭”风格，指文风求新求奇，不同凡响，刻意追求字意深奥，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：刻意雕琢字句，求新求奇，语言佶屈，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。“幽深孤峭”“孤行静寄”的“所谓孤寂之美，更接近于近代的美学范畴，可以视做作家审美心态的一种深入体认。（陈炎主编《中国审美文化史·唐-清》393页）”。
“竟陵派”的诗文，“精深微妙地写出了一个孤独者的审美情怀，它们也许太僻涩，太黯淡，未脱古典诗学的格式，但那毕竟是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。在文人尚未找到自己位置的状况下，诗还能是什么样的呢? （陈炎主编《中国审美文化史·唐-清》393页）”。
锺氏《隐秀轩文昃集》序二，《简远堂近诗序》：
“诗清物也。其体好逸，劳则否；其地喜净，秽则否；其境取幽，杂则否；其味宜淡，浓则否；其游止贵旷，拘则否”。
锺氏《隐秀轩文往集》，书牍一《答同年尹孔昭书》云：
“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，便是机锋，自知之而无可奈何！”
竟陵派另立幽深孤峭之宗，即避世绝俗的“孤怀孤诣”和“幽情单绪”，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、荒寒独处的境地，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，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。同时主张作诗为文，要以古人为归，读书学古，力求深厚，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。
竟陵派提出以“察其幽情单绪，孤行静寄予喧杂之中，而乃以其虚怀定力，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”的创作要求，来反对“极肤、极狭、极熟，便于口手”所为，即在总体上追求一种幽深奇僻、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，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，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，表现着内敛的心态。同公安派浅率轻直的风格相对立。
竟陵论诗，以“厚”、“灵”、“清”、“真”、“朴”以及“别趣奇理”等为宗旨。
钟惺在《与高孩之观察》中说：
“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。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，厚出于灵，而灵者不即能厚。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：有如元气大化，声臭已绝，此以平而厚者也，《古诗十九首》、苏李是也。有如高岩峻壑，岸壁无阶，此以险而厚者也，汉郊祀、铙歌、魏武帝乐府是也。非不灵也，厚之极，灵不足以言之也。然必保此灵心，方可读书养气，以求其厚。若夫以顽冥不灵为厚，又岂吾孩之所谓厚哉！”
“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，厚出于灵，而灵者不能即厚”。“厚之极，灵不足以言之也。然必保此灵心，方可读书养气，以求其厚”，
“厚”是竟陵派论诗的最高审美境界。
钟惺在《诗归序》中说：“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，内省诸心，不敢先有所谓学古、不学古者，而第求古人真诗之所在。真诗者，精神所为也。察其幽情、单绪、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，而乃以其虚怀定力，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。如访者之几于一逢，求者之幸于一获，入者之欣于一至。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，而特不敢以肤者、狭者、熟者塞之也。”
“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，使其心目有所止焉，如是而己矣”，
“点逗一二新隽字句，矜为玄妙”，
谭元春《诗归序》：“必一句之灵，能回一篇之运；一篇之朴，能养一句之神，乃为善作”，“古人一语之妙，至于不可思议，而常借前后左右宽裕朴拙之气，使人无可喜而忽喜焉”，“夫真有性灵之言，常浮出纸上，决不与众合伍，而自出眼光之人，专其力，一其思，以达于古人，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，从纸上还瞻人，想亦非苟然而已。”
钟、谭主张在一字一句中寻求古人的灵心与真精神，这种真精神的具体特征，是一种孤高独绝的精神，不但不要求世俗的理解与认同，而且追求的正是对世俗的熟与俗的超越，这才是他理想中的精神境界。钟惺所谓精神所为之真诗，正如他的个性一样，是特立独行于世俗世界之外的，遗世独立、傲岸不屈的形象就是他人格的写照。钟惺在《与谭友夏书》中说：“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”，这极无烟火处，亦即超越世俗之处。
钟惺陶诗评语：
“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，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，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，所以为真旷达也。”
谭元春陶诗评语：
“……无一字不怡然自得，生涯性情矫作不来。”
钟、谭所追求的“幽深孤峭”，虽然偏离了审美正统，但毕竟是雅的东西，只是他们对雅的理解走向了求异的一面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他们排斥“俗”。
处于文化转型时期，文人士大夫的角色定位也成为一个关口，“公安派”费力地从仕、隐二途中超脱出来，自觉不自觉地靠向了市民阶层，试图寻找一种归宿感，而“竟陵派”却发现，文人终应具有自己的独立位置，于是又拉开了与市民的距离。“此刻，敏感的诗人才真正体味到了彻骨的孤寒。他们简直就像飘浮在宇宙中的尘埃，像广袤夜空中的点点星光，遥然无所附着。这种特有的孤凄之美就体现在“竟陵派”的诗中。”（陈炎主编《中国审美文化史·唐-清》393页）
“钟、谭所处的晚明，正是朝政混乱，缙绅树党，国家岌岌可危之时。此种社会状况下的士人心态，必然要由前后七子时的有志于用世而转向自我的适意。末世的情绪和封闭静守的心态反映在文学上，就与钟、谭所倡导的“幽深孤峭”、“孤行静寂”、“孤怀”、“孤诣”等正相吻合，“竟陵在晚明之影响超过公安远甚，固然有文学自身的因素，但它在人格心态上与多数士人更为接近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”（左东岭《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》）。“（郭绍虞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
钱牧斋之论锺谭：
“伯敬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，另立深幽孤峭之宗，以驱驾古人之上”。
“当其创获之初，亦尝覃思苦心，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，少有一知半见，掠影希光，以求绝出于时俗”。（见《列朝诗集》丁中）
谭友夏之《退
谭氏《万茂先诗序》云：“吾辈论诗，止有同志，原无同调。”（《谭友夏合集》九）
谭氏《汪子戊己诗序》云：“诗随人皆现，才触情自生。”又云：“夫作诗者一情独往，万象俱开，口忽然吟，手忽然书。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，手口不能测；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，胸中不可强。”（《谭友夏合集》九）。“锺谭诗原只诗中一格而已！天地间有此一种诗，孤芳自赏，未为不可。诗人之所感，原不必即是一般人之所感；诗人一时之所触，原不必即是一般人习常之所触。”（郭绍虞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
“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，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”， 这是纯艺术论者没有办法的事。我们现在论“竟陵”不可不注意这一点，然后更能深切地看出纯艺术论无可避免的缺陷。（郭绍虞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
: 文学
